独家丨卢义杰：基于“信息”与“角色”做调查报道
因为需要严密的逻辑和多样的突破技巧，调查报道是最能激起记者职业热情的报道类型之一。我在以操作调查报道为主的部门工作刚满3年，以我粗浅的认识，调查报道的采访可以概括为两件事：一是找到人，二是让对方说话。如何找到人？依靠各路信息。如何让对方说话？依靠一个正确的角色，并且设法获得对方的信任。
以“信息”与“角色”为基础，接下来的事情则要根据实际情况随机应变。当你觉得事情和起初设想的不完全一样的时候，调查才刚刚开始。
重新发现和分析已有信息收集信息是采访的第一步。在调查报道采访中，找到信息的集散地非常关键，集散地通常包括各种商铺、聊天处等。与此同时，若将公开信息重新挖掘、组合、归类，也时常会发现可供寻找或采访的新信源，甚至得出未被发现的结论。这些有“再利用价值”的信息至少来自三种渠道。
一是根据社会常识分析。曾经，我们寻找到一名为“落马”官员“专著”写序的院士的家庭住址，就非常典型地运用了这种方法。事情的背景是，“落马”的铁道部原副总工程师张曙光曾称自己花了几千万元用于增选院士，而他出版的一本“专著”被媒体查证出由好几个教授代笔。其中，一名院士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他为该“专著”写了序言，其学生也参与代笔，但从无媒体就此采访到该院士。
编辑希望我能实地找到这名院士。我试着随便检索“××院士住哪”，没想到果真有个帖子称“××院士住在峨眉山”。随后，我打开峨眉山附近的地图，开始分析：这名院士年纪较大，通常不可能住山上，更可能住山脚，否则交通不便。我顺着山脚寻找，发现有一所“××大学峨眉校区”，该学校正是那名院士曾经从教的大学。
我迅速变换关键词，搜索“××大学峨眉校区+××院士”，结果弹出一条校领导到峨眉校区慰问该院士的校园新闻，配发图片的背景疑似其家门口。
然而，这个校区有1000来亩，一下子也难找到熟人介绍，我在教师公寓一连问了好几人，大家或不知道他住哪儿，或没有听说过这个人。
我重新分析了学校地图，发现教师住宅有两类，一类是公寓，另一类是别墅。我分析，在这类刚建设不久的校区，学校通常会对老院士格外关照，他很有可能住别墅区；再细看别墅区，有的在山顶，有的在山腰，有的在湖边，而山顶、山脚、山腰或交通不便，或人来人往不安静，唯有湖边风景、交通都好，最为宜居。我于是直接朝湖边的别墅走去，一问保安，他指了指边上，说那名院士就住在这里。一看，这个家门与校园新闻的配图完全一样。再一看表，从进校门到找到他的住址，才花了差不多1个小时。
二是一些未流行的官方平台。这些平台通常数据颇多，但行业特征也很明显，对于一些冷门的平台，非业内人士甚至连入口都很难找到。以近期备受关注的北京白云路小学“异味操场”事件为例，中标的公司究竟承包了哪些项目，需要在多个平台查询、综合得出结论。公办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很多是由财政拨款，因此要去北京市财政局的网站查询；施工合同需要备案，又可在北京市住建委官网查询；企业的一些动态则可以进入11315全国企业征信系统、北京工商局官网查看。三路平台一起综合，才能得出相对全面的数据。
其中，北京住建委网站最为关键，该网站的北京建筑市场公开信息平台包括施工合同备案查询、监理合同备案查询等，可输入公司或项目名称查询到。
此类信息并不难获得，但是我们往往不知道要去哪些平台获得信息。有些时候，不知道某个信息有什么价值，但是当查询了更多求证平台，原先的信息与新平台上的信息碰撞在一起，就会发现想不到的事情。例如，我们在北京建筑市场公开信息平台查询到合同备案的有关负责人的建造师证号之后，随即意外在全国建造师查询系统发现证号“张冠李戴”，又在全国建筑市场诚信信息平台发现两名建造师的新供职单位。
这有点像商业领域一些中介机构的“尽职调查”，需要利用各种渠道来核对，常用的网站包括中国裁判文书网、各地工商局网站、各地事业单位法人信息信用网、有关职能部门网站、有关行业协会网站、中国知网等。
三是网络手段尤其是社交网站。这类手法近年在业内应用颇广。举例来说，我们曾试图联系一名某大学的学生，但只知微博而不知道其真名、联系方式。后来，我在她很早以前的微博里发现别人在评论中说了其真名，于是把真名+学校放到人人网搜索，果然搜到此人。进而，我用百度搜索校名+人名，结果发现某教育网出现了她的考研调剂信息，其中包括手机号。但拨打发现已是空号了。
我们把旧号码发给了她人人网的几个好友，询问是否知道新号。见我知道旧号，有几个好友痛快地告诉了新号。
除此之外，利用网络手段的要点还有变换不同的搜索引擎，并且搜索时不断变换关键词，一定要翻到最后一页等。与此同时，利用58同城寻找相关职业的人士，用58同城、百度地图等发现事发地点周围商铺的联系方式，也成为近年来突发事件报道的利器。
记者角色与“扮演”的角色记者角色有两个含义，一是明白记者的记录者角色，最基本的要求是保持面对各方的清醒头脑，不断质疑对方所提供的内容。有意无意向记者提供错误信息的，既可能是某些基层官员，也可能是普通民众。你接触的每个人都会尽力向你展现好的一面，甚至主动隐藏对他们不利的事实。每个人都希望记者帮着自己说话，成为“自己人”。二是以记者身份去了解一些事情，有时候很可能遇到阻碍，导致任务无法完成，这时候你必须切换自己的角色，进行“角色扮演”。这在需要采用暗访的采访中尤为常见。
这种做法在业内有争议，我认为，在“角色扮演”之前，必须思考是否符合以下5个原则：1.事情与公共利益相关，而不是无聊的窥伺；2.除了这个办法，再无其他办法；3.暴露记者身份，将对采访造成难以预料的阻碍；4.对于此种情况下提供信息的善意第三人，在写稿时给予必要的保护；5.符合法律，不能扮演公检法和纪委人员。
此前，也有记者分享过一些“角色扮演”的突破技巧，但被一个外媒记者评论说，这些事儿如果在他们媒体，记者已被开除一百次了。据我了解，西方一些媒体的新闻伦理要求比我们更高，比如，当别人误会记者是某个身份，你可以默认；但别人主动问起是否是记者，应如实说明；别人必须知道自己是在面对谁说话并且可能被公之于众，等等。
我认为，在这方面，国内业界同行的“角色扮演”肯定做不到满分，但遵守前述5个原则，应该至少可以做到及格。那么，如何选取合适的角色？
第一，情节合理。决定扮演的时候，你必须迅速思考这么几个问题：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与他有什么利益关系？他为什么要和你说话？你可能的疑点在哪里？如果想更周全，不妨再设计一个更加完整的“身世”。
曾经，我前往湖南报道一起矿难瞒报事件。当时政府给了遇难者家属封口费，好几家媒体无功而返，因为家属啥也不说，甚至不承认家里死人了。有同行对我说：“别去了，你是外地口音，去了也不会和你说什么。”
于是，我扮演的角色要解释这么几个问题：1.外地口音为什么出现在这里？2.年纪不大，在这里干什么？3.与他家有什么关系？我设计的角色是：我是外地人，刚刚大学毕业，跟女友来这里的县城开店，有一天进货路过这个镇，钱包落在车上，你的丈夫借给了我100元钱，我是来还钱的。为了应付“考问”，我提前想好开的店叫什么名字、在哪个位置、卖什么、一般在哪里进货，自己住哪里、女友住哪条街，等等。
我到了一名遇难者家属的家里，她果然相信了，但表示丈夫已去世。在一系列攀谈、举动拉近距离之后，我向她了解了其丈夫在哪个矿工作、平常值班情况、被告知的矿难原因等。结果表明，至少在事故发生的两个小时左右，政府部门已经掌握的死亡人数，就已经超过最初公布的了，这显然是故意瞒报。
第二，身份合法。这在涉政法部门的暗访中要尤为慎重。举一个我们率先证实河南洛阳市副市长郭宜品被警方排查的例子。当时，微博传出了郭宜品被调查的消息，并传闻他是带着司机等人一起走的。但官方没有对此证实，也尚未有媒体报道。
编辑给我的任务是核实后发网络稿，这就要保证速度。如何证实？如果直接以记者名义打电话，很可能被推给当地宣传部、上级公安部门，这样就会加大操作难度。但如果设计的身份不合适，又会有干扰警方正常工作的风险。我想了一个侧面印证的办法。
我以普通公民身份打通乡派出所的电话，第一句话问警察：“听说你们在找郭宜品，提供线索有奖励吗？”警察一听，马上重视起来，就说：“有，你等一下，我找管事儿的来。”
我重复了奖励的问题，负责人重申了奖励政策，随后问我知道些什么。我说：“我知道这个叫郭宜品的是洛阳市副市长。”对方愣了一下，说：“呃，这个我们早知道了！”我一听，大喜，这证明了郭宜品确实正在遭遇排查，并且提供身份信息确实也算线索的一部分，只不过价值有限。我不动声色地继续说：“我还知道跟他一起走的是他的司机。”对方说：“这个我们也知道了，你觉得我们在抓人之前，连这个人是谁都没搞清楚吗？我们需要的是他下落的信息。”
至此，我们既确定了被排查的郭宜品正是洛阳市副市长，也确定了他还没有被找到。我们率先发了网络稿，且是早期报道中唯一得到官方证实的。10来分钟之后，另一家知名媒体也发出了他们独立采写的报道，门户网站开始转载，事件迅速升温。
第三，结合自身形象。有的人长得像学生，就可以扮演做社会调研的学生；有的人长得像官员，或像官员秘书，都有可以利用的优势。自身形象之外，也可以采用道具辅助，我的卧室里就放着一个装备包，里面有保安服、迷彩服、白大褂、救援背心等，在突破一些现场时十分管用，比如，天津港爆炸事件发生后，我和同事前往3个港口城市了解危化品仓库的安全间距问题，当时我穿着头盔和迷彩裤，一副工人打扮，在港口的某些位置不会受到太多盘问。
“信息”与“角色”基础上的攻防策略攻防策略就是在“信息”与“角色”基础上采取的一系列应对措施。我归纳为以下三对关系。
一是“疏”与“密”。“疏”就是故意疏远、吊胃口、欲擒故纵。其实，人与人交流的本质是信息交换。两个人谈话，谁获得更多信息，谁往往就在谈话中占主动地位。
在报道某个厅级官员落马的时候，我们希望还原其怎么一路升迁的，但除了他的名字和职务，我们基本不知道任何信息。同事在网站上变换关键词搜索，突然发现有个网友自称认识这个人。于是我给这个网友发了短消息。那时候，我们没有掌握任何信息，说白了，是要“求着”人家。如何化被动为主动？我给他发私信：“你知道吗？你认识的那个×××，已经被抓了。”对方回复说：“不知道这件事，具体啥情况？”我说：“不好意思，这个不便透露。”他一听急了，就说一定会保密。我假意婉拒、推脱了几次，他则再三恳求。
见时机成熟，我“勉强”同意他给我打电话。我把知道的消息说了几句，作为回馈，他告诉了我很多这个人以前的情况。获得这些线索后，我们进行了不少实地考证，支撑了报道。
“密”则是密集地轰炸。依然举此前提及的调查张曙光增选院士的例子，我们希望了解张曙光如何增选的、做了哪些工作。最终，我的同事对照着某份评委名单，挨个打电话，最终有3个人接受了采访。调查北京白云路小学异味操场事件也是如此，我们对照着某份行业名单，找到了了解中标公司背景的几位知情人士。
当然，这样的地毯式轰炸存在概率问题，通常被拒绝是常态，偶尔接受采访是例外，需要依靠陌生人的理解和正义感。
二是“堵”与“通”。所谓“堵”，就是提前设想他可能会说哪些“谎言”回应你，然后事先设计问题去堵他的话。仍以张曙光增选院士调查为例，后来，我找到了那名在峨眉山的院士，此前，我曾给他打电话，他说自己耳朵不好、听不见，我担心他“故技重演”。我敲门后，开门的保姆问我是干吗的，我含糊地说是来向院士请教问题的。保姆叫来了院士，我向他问好，说：“我是从成都过来的。”他说：“哦，什么事？”我说：“我来向你请教问题。”他说：“什么问题。”我说：“我已经毕业了。”他说：“在哪里工作？”我说：“在报社工作，中青报。”他一听，愣住了。
通过一系列无关宏旨的对话，他的听力被“测试”正常，他此前的“耳朵不好”也被当面证实是推辞。接下来的对话，他不得不回应一些问题。
另一个“堵”的例子是调查湖南江永官员子女造假档案获得编制。当时的情况是，7名县领导子女伪造外地任职经历，后借故调回江永的单位，这样可规避本应该参加的考试。我们问一个领导儿子：“上一个单位是哪里？”他说了档案中的某个单位，因为之前料到他会这样回答，我们马上追问设计好的问题：“你能不能说出几个原来同事的名字？”结果对方马上挂了电话。
这篇报道刊发后，中央领导做了批示，中组部、人社部通报了处理结果，7名干部子女被清退，22名官员被问责，两任县委书记被免职。央视、南方周末等媒体先后跟进报道。
“通”就是沟通感情、以情动人。举例而言，在某个高官落马的报道中，我们希望找一个知情人士。突然想起，在此前某段视频采访中，我们曾认识了某个内部人士，但一直没告诉对方视频已拍好。于是，我们联系其说要来送视频，对方看到视频后感动了，于是和我们介绍了情况，还当场打通另一个领导的电话，向他介绍我们。
顺便说一句，采访资源的积累有多种方法，但年轻记者尤其是一些不掌握跑口资源的调查记者，积累官员或学者资源或许较多地只能靠一些相对温和的场合，比如研讨会、活动、朋友聚会等。
三是“进”与“退”。“进”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在“角色扮演”时候，可能会遇到穿帮的情况。2014年夏天，扶贫系统某厅级单位有个假学历、假干部身份、假党员身份的“三假”干部落马，但未公布名字。我们辗转知道了他的身份，希望找到他的联系方式及周边的人。
到了他单位，我们假称是受他帮助的学生，现在毕业来京工作，想见面叙旧。他的同事把联系方式告诉了我们。在打算离开的时候，单位“一把手”看到了我们，警惕地开始盘问。
我们照着之前的话说了一遍。但他不相信，当场打电话询问这名“假干部”，接电话的人果然说：“没有帮助过学生。”我急了，心想，既然如此，要么被识破，要么再狡辩一下。于是主动向“一把手”提出：“你把手机给我，我来和他说。”
于是，我大声说，我是某某，我们在哪里见过，你给我多少钱，我还送你红花呢，等等。说了几分钟，他终于松口了，说：“好吧，我想起来了。”“一把手”见状，半信半疑地放我们走了。
“退”指的是要明白示弱，不要故意起冲突。同样举一个几乎“穿帮”的例子。在此前提到的矿难瞒报报道中，因为同样的办法“如法炮制”试了3户人家，最终引起了对方的怀疑。他们在车站包围了我。人越聚越多，在一个难以向外界求助的乡村，这更加危险。
如果此时公布记者身份，可能会获得谅解，但矿上或地方政府很快就知道记者来了，或会开始危机公关。考虑到发稿时机不成熟，我决定暂不暴露身份。于是，我设法让自己表现得很可怜，这时村民分成了两派，一派说这小孩好可怜，要不算了；另一派说不能算。见他们没有起初那么坚定，我趁机发微信给后方报告，在后方的协调下，最后没有暴露身份并安全地离开了现场。
总之，做新闻靠经验。做调查报道就像做一道数学题，需要用实证的方法去严密推理，需要用事实去描述事实，要做到从源头开始让每句话都有出处，而不能靠主观表述。至于如何求证、理清思维，乃至写作，则是接下来更重要的事情了。
（作者为中国青年报深度调查部记者）
【文章摘自《青年记者》7月上】